从《孔雀》到《立春》停不了的理想主义者的追问

还记得顾长卫首度执导的那部捧得柏林银熊奖的《孔雀》中最后的一句话是“我记得爸爸走的时候，离立春不远了”，于是这一句话的伏笔就在电影《立春》中充分铺展开来。在《立春》的开场旁白里，随着镜头扫过的平缓的城市、高耸的烟囱、铺着没有融化的雪片的屋顶、悠悠飘散的轻烟还有暗黄色似没有睡醒的昏沉沉的色调，我们听到了那带有浓厚地方方言似在自言自语地说着“立春一过，城市里还没有什么春天的迹象，但风就真的不一样了……”随着这个平实而不起眼的声音，我们走近了另一个女人的故事。

《立春》的故事背景相比《孔雀》向后推迟了20年，讲述的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截取了1988年至1998年）社会进入飞速转型期的人们的生活面貌。此时正值东西方思想交汇、经济高速发展的变革时代，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镜头的视角放在了一群在现实和理想的巨大落差中遭受着冲击起伏跌宕的人们的身上。《立春》中的女主角是一个在小县城学校教授音乐的普通教师，她的名字叫王彩玲。她是一个长着一口龅牙还有一脸痘斑样貌平凡甚至可以说略显丑陋的一个三十岁的中年女人。然而，在她生活着的这个闭塞的小县城里，在一个没有人懂得什么叫“歌剧”的环境中，老天爷却开玩笑般的赐给了她一副动听而美妙惊人的嗓音，使她对于歌剧和艺术的追求也成为了一个用尽毕生去完成的梦，这也成为了她内心深处与她所生活的环境格格不入的一根拔不出来的刺。于是她三番五次独自去北京，忍受旁人的冷眼和不理解，即使是编出安慰自己的谎话来也从不放弃想要调到北京去找到属于自己展示才华的天地的念头。在她的身边，也同样出现了几个像她一样为了梦想和理想而执着追求的人，比如考了五年美术学院却还是落榜了的炼钢厂工人黄四宝、热爱芭蕾却遭人白眼被人称为“二胰子”的胡金泉、平凡甚至平庸但却又懂得欣赏王彩玲的胖司机周喻、还有最后用一个谎言骗去了王彩玲的最后机会的“癌症学生”高贝贝。他们都像一个个异类一样在那个封闭的小县城里压抑着自己内心遥不可及的理想，干着最普通最平庸最机械的事情，然而在他们的外表下却是无法掩盖的一颗向往着“彼岸”和“别处”的炽热的内心。这样一群将艺术视作理想的人们，不要说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和年代里，甚至是在文化开放社会稳定的今天，我们仍会将这样与平庸生活背道而驰的人看做是“疯子”、“异类”，又或者更准确的说他们上演的就是一幕理想主义者的悲歌。因为他们所追寻的东西并不在现实生活里，而总是在那埋藏着理想的看不到的彼岸。

原本以为《孔雀》中的姐姐与《立春》中的王彩玲有很多相通相似之处，就像很多人都说《立春》是《孔雀》的延续一样。的确在她们身上都有那种面对现实却不肯屈服低头即使是以近乎荒唐的形式也要去步步逼近梦想的执着劲。从她们的眼睛里我总是能看到一种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企盼和追寻，看到一种虚弱无力与坚强无比共生的精神，看到一种似乎永远也无法被现实打败即使知道面前的理想就是深渊也会奋不顾身地纵身一跃的倔强和坚毅。那个时候我以为，这两部电影说的其实只不过是在讲述一个女人的故事，她的一生以及她没有说完的一生都活在被现实和理想的巨大落差所折磨的需要不断努力试图接近的路程里。可是后来我发现，它们诉说的已经远远不仅仅是一个女人怎样顽强的去追求理想的故事，它们说的其实是无数个人，那些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的每一个人内心的故事。或许正如导演顾长卫所说：“生如孔雀，尽管一生再黯淡，平庸的岁月再漫长，也总可以等到开屏的瞬间。这样的瞬间，便足以将生命照亮。”而在《立春》的最后，导演用黑幕衬出了一行白色的字——谨以此片献给王彩玲。不论是《孔雀》还是《立春》，很多人都说看完之后不知道是被电影感动了，还是被自己的回忆感动了。其实，他们是被那种总是想走出现实中固守的此地到达梦想的彼岸的那种坚定的理想和执着的信念所感动了，感动他们的是潜藏在每个人内心的最原始的生命欲望——对于没有达到的理想的希望。

这样想着的时候，再回头看《立春》又或者是《孔雀》，才发现原来人人都是王彩玲，人人都是高卫红，人人都是日常生活里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而每个人也都有着像他们一样无法表达无法实现甚至终其一生都还没有到达的深埋着的理想，所以每个人也都在内心深处饱受着现实和理想越拉越远的差距所带来的矛盾和冲击，忍受着内心欲望遭受无情限制的煎熬，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个最完整的自我的同时扮演着另一个安然无恙的循规蹈矩的自己，就如同站在一面镜子两端的虚像和实像一样，愿望和行动如同镜子里外影像左右相反一样总是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这就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无法逃避的一个最现实的生存命题。而电影里的他们，只不过是一面将观众放大了的哈哈镜所照射出来的幻影，在绝对夸张的表现方式中张显着对于理想的渴求，放大了追寻理想的挣扎，渲染了无奈的失望和绝望。

正如我们看到的《孔雀》中的姐姐桀骜的眼神，清瘦的身影，那个在细长窄小的小街道上骑着自行车拉开自制的蓝色降落伞的飞驰的下午，那个她独自站在桥边把一瓶瓶酒轻轻推落到大桥下的冷清的黄昏，那个歇斯底里之后坐在窗边的平静呆滞的神情。这些形象的塑造正是与那个恪守秩序的年代形成的巨大的反差和鲜明的对比，我一度怀疑那种时代中人们受到压抑的心理是否真的能够作出这样放纵欲望的事，但后来我不再追究它的真伪，因为电影本身不过就是一场梦而已，梦里的姐姐不过是我们内心的另一个化身，她所表现的冷漠偏执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抗争的姿态，而那狂妄随性的放纵和奔驰也不过是一次对欲望的放飞，自始至终她还是没有抓住她的理想而只能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去作毫无用处的抵抗。这正如《立春》中的王彩玲，不论受尽多少委屈仍一次次地独自上京，她祈求歌剧院的负责人听她唱几句歌的时候那种无助的眼神，站在楼梯口高唱着普契尼的《托斯卡》“为了艺术，为了爱情，啊，上帝啊，你却为何要把我抛弃！”时的夸张的表现，她追求爱情却与“姐姐”一样落得个“落花有情，流水无意”的结局时甚至还效仿歌剧中的女主人公跳了一次“城堡” 的荒唐的情节。这些滑稽夸张的情节让人忍俊不禁的时候却也在心里感受到了一种淡淡的酸楚。如果把《孔雀》比做一个充满桀骜不羁的叛逆张扬性情的少年的话，那么《立春》便已经缓缓走入了一个中年。它的表现已经褪去了《孔雀》中理想主义者歇斯底里的精神病态的夸张，没有了那种故作姿态强装反叛的刚硬，它更多的是在一种对于现实的冷嘲热讽中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而又更加可信的角色。即使同样是夸张的表现，我们却能在王彩玲的表演中对她产生更多的理解和忍耐，而姐姐高卫红的表现却更像一个独立于世的极端的“病号”。这或许也说明生活中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无法填补完满的为追寻理想而度过的无数平凡的日子，既然我们无法一步登天的靠近理想的终点站，何不学会平缓内心激烈的冲突学会欣赏一下这看似不起眼的生活中滑稽的景象，谁又能说那不是一道风景不是一种艺术？所以，在《立春》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欲望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暴露于外尖锐极端的表现手法，而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无奈生活和遥远理想的善意的调侃，是一种懂得自嘲的稳重的成熟和智慧。

那么到了最后，或许我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理想呢？在《孔雀》里，姐姐的理想或许就是那遥不可及的爱情和某种她未曾尝试过的新奇的生活，在《立春》里，理想或许就是王彩玲高唱着的“为了艺术，为了爱情”，它也许是王彩玲心中北京甚至巴黎的歌剧院的大舞台，又或许是黄四宝画了五年最终丢弃的画纸，是喜欢用走调的腔调朗诵普希金诗歌的司机周喻眼中的王彩玲，也可能是那无法被外界所容纳和接受的胡金泉的芭蕾梦，还有怀着和王彩玲一样的梦想的“癌症”女孩高贝贝用谎言换来的成功。到最后，那些最初的绚烂和激荡都归于了生活的平静。电影中有一幕至今仍然让我印象深刻，在新年到来的一个早晨，王彩玲推开门的那一瞬间眼前缓缓飘落许多轻柔的雪花，她抬头看着那些散落的雪花，远处院子里是母亲正在点燃的鞭炮和布景。那个时候我看到的王彩玲就像那些纯白的雪花一样单纯而又美丽，她的那颗经历了为理想而冲击的心灵也终于获得了平静的抚慰和洗涤，那种平静和安详的力量散发着一种让人更加为之动容的强大而美丽的生命力。电影的最后最后她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兔唇女孩给她起名叫小凡，她像一个母亲一样教小女孩朗诵和游戏，还带着她去医院做了手术治好了天生的缺陷。当她们母女二人站在天安门广场前的时候，王彩玲似乎看到了她那没有实现的理想，而我则从她身上看到了另一种未来，或许将来小凡将会替她的母亲完成那个没有实现的理想，又或许将来小凡也会变成一个像她的母亲一样执着坚定地追逐着自己的理想的人。将来总是有太多无法解说的未知，或许正因为这样它才如王彩玲那个虚幻的梦一样飘渺而又美丽，因为它们都不过是对那遥不可及的理想和彼岸的追寻。

或许最后用泰戈尔的诗能够解答我们关于为之在现实中饱受挣扎的理想到底是什么：“ 理想就是去实现一个实现不了的梦，去打一个打不败的敌人，去忍受那忍受不了的悲伤，去奔赴那勇士也不敢去的地方，去纠正一个纠正不了的错误，只要持续这光荣的追寻，一个满身创伤的人，仍会鼓起最后的勇气，去摘那摘不到的星星。”

 

文章题目：从《孔雀》到《立春》 停不了的理想主义者的追问

作者：韦雯清 from Dramatime   aikrococo@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