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扒下历史的底裤

中国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诞生的。1978年以后，百废待兴，文艺政策不再是密不透风的铁板一块，中国文艺方才侥幸地获得了一定的久违了的自我生长空间，从而可以不再像以往的几十年那样——不是藏匿在幽深的地面以下，就是被捆绑在灿烂的“阳光”之中。

 

中国的第五代导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登上中国电影舞台与世界电影历史的。尽管“新历史主义”本是中国文学里用来概括对历史进行迥异于“传统叙事”的文学创作，但是事实上陈凯歌、张艺谋等人的主要作品都属于这个范畴。陈、张在电影形式与美学追求上的“叛逆”在技术层面上为研究者津津乐道，并被称之为“新浪潮”，但如果我们关注他们作品的故事与思想层面上，则会发现这些电影作品与中国文学的“新历史主义”殊途同归。

 

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大致有三个维度上的特征，一是作品力图彻底还原生活细节，打破“后来人”对于“历史真实”的自我想象与“功利化”虚构；二是作品力图把人物还原成肉身人，不再是“高大全”的样板，也不再是非黑即白的“脸谱化”身份与性格；三是作品力图告别“宏大叙事”，消解“崇高”，试图摘掉“意识形态”赋予的“大帽子”。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期到上个世纪末，应该说这一段时期是中国“新历史主义”的“黄金期”，新世纪之后，经济浪潮对于文化品味的深远迫害效果逐渐浮出水面——直接表现是电影票房对于中国电影的严重制约，以及大众对于文艺的娱乐性的日益增长的要求猛增。

 

姜文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便是对于试图对血雨腥风的“历史”的“相对平静地带”的少年往事进行“复原”，这不仅是对传统历史主义的反驳，也是对“伤痕文学”式的声讨的疏离。客观上，《阳》作为青春片是有力的，但作为历史片却显得单薄，还好，姜文的第二部作品《鬼子来了》破土而出来势汹汹，为逐渐消退的中国“新历史主义”浪潮电影又贡献了一个生猛的浪头！

 

《鬼子来了》把视线聚焦在“抗日胜利”前一年的中国“沦陷区”的农村。某夜，马大三正与“相好的”在床上激战，突然有人敲门，随即马大三便被来人用枪指脑门，被迫接收了一个日本鬼子和一个中国翻译。为了保命，马大三“忽悠”乡亲们来对这个“突发事件”进行“集体处理”。

 

接下来，我们便看到：八婶子私藏白面，听说马大三宰了鬼子就不要了那几两白面，在得知马大三没有“替其消灾”时出尔反尔又讨起了债，说起话来理直气壮一脸的大无畏，掀窗户时提了一句小鬼子，又赶紧了关了窗户。那些“二脖子”等乡亲们都是说的硬做的软，到真格的没有敢上前儿的，争论急了讲不出道理就耍蛮，一并把脑袋压在桌面上大喊：你拿斧子劈了我吧，结果有人一碰斧子，一个个的立即躲出去两丈远……马大三被逼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的“相好的”义正言辞据理力争把“乡亲们”骂了个哑口无言。

 

为了粮食，马大三铤而走险力排众议，用日本兵“小三郎”去炮楼跟鬼子换粮食，为了粮食，人的胆子变得前所未有的大。这期间，拉车的驴子情不自禁上了日本战马，看似是“幽默小插曲”，深层上不正是“食色人之性也”的体现，那些农民对于粮食的需要与驴子对马的需要难道有什么分别？

 

鬼子们送粮食回村，结果大开杀戒进行了屠村。恰巧不在现场的马大三捡了一条小命。侥幸存活的马大三被血淋淋的杀戮深深刺伤，同时他也为自己招惹来“凶手”的自责所折磨，新伤旧痛盘踞在心，终于他烧起了骨子里强悍的血性——挥着斧子冲进了日本的降兵营……

 

在这部电影里，我们看不到谁有多么高尚的道德觉悟，多么宏伟的未来构想，我们看到的是将生存之上，利益社交的群像，直到人们包裹住血性的愚昧，自私，虚伪，怯懦，为外来的血腥入侵纷纷击碎后，血性的爷们才提着斧子去复仇！

 

中国民众的真面目被毫不留情地揭露着体无完肤，一览无余！对于最广大中国老百姓，忍受着难以忍受的艰辛与压迫，但只要在生存线之上，就是一切都是“没有问题”，一旦跨过了这条底线就是“暴力反抗”。历史上所谓的中国的“循环说”，正是鲁迅所说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而在生存线之上，民众的忍受力是惊人的！对于大众，“大义”跟脑袋或者肚子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屁。那些村民和日本兵把酒言欢的一幕，深刻得异常可怕！如果日本兵送给老百姓的是粮食而不是大面积的屠杀的话，那么百姓们会不会心安理得地成为“入侵者”的臣民？中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难道与此有何区别？关于高谈阔论的铁嘴钢牙的猛士们，衣食无忧，几人不流连忘返；斧头在手，几人敢以身殉国？

 

我们不是在否定那些历史中挺身而出的勇者，也不是在诋毁任何在捍卫祖国与个人尊严上流血的斗士，而只是说那些仍然沉浸在“全民皆豪杰”的春梦中的信徒们，你们会在《鬼子来了》里看见被拔得精光的历史与人性！我们的历史被装扮得“光彩照人”太久了，请扒下它的底裤，你会看到和你一模一样的人性——硬的时候少，软的时候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