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他们说忘了体制有问题

�时候，每件事情必定有它的两面性。他们说，忘记了，体制有问题；他们说，忘记了体制，有问题。
事实证实了一切，个体的接受不接受毫无成效，人民用泪水和鲜血换回来的是民族主义、理想主义的迅速瘫痪至残，理性的义愤填膺转而迷惑，进而冷漠、麻木，最后习以为常。事件丧失了它的两面性在于基本教义、判别能力的沦陷。
问题出在哪里？为何“纳粹速成，只需五日”？一个泱泱大国，冠以“改革开放”大踏步向前、向外、向世界、向太空，三十年来，何以立法立规，何以立说立脑，又何以树立民族信心？
“必须系红领巾；必须出早操、升国旗、奏国歌；上课下课必须起立齐声喊老师好老师再见；必须尊师重道，必须安分守己……”的体制教育培育出来的却是一批道德沦陷的犬儒主义；一年比一年让人难于启齿的高考制度演变成一场对人性的拷问：从简单、天真到复杂、算计，从机智、灵便到机械、僵硬，于是我们逃避，于是我们恐惧，于是我们轻生……于是活着的人们一下子顿悟过来，我们要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而“无政府主义”之后，人们又陷入了螺旋式的困惑：迷茫、空虚、无聊甚至有点儿变态。
而《浪潮》中的“独裁”实验尽管以悲剧收场却仍显现出其积极的一面，一方面是对其对立面的“无政府主义”早已名存实亡的嘲讽，而另一面则是实验本身，无论是“浪潮对于我来说意味着集体，你清楚一点，你拥有幸福的家庭，而我没有”的理性主义者马尔科；还是“回家干嘛，那里没有人在乎我”的狂热分子蒂姆，以及在礼堂里文格尔老师读出的那些关于“浪潮”的感想：“有趣”、“让我们人人平等”、“出生、信仰、家庭不再重要”、“重获人生的意义”……“浪潮”的出现，让因缺少家庭温暖、个体价值丧失而自卑的人享有集体归属感与安全感，让游手好闲、惹是生非者矫正作风，让懦弱者变得勇敢，让悲观厌世者重燃生命的希望与信心……
这一切都是“独裁”所独具的魔力，然而当“浪潮”发展一定程度时，个体差异的形成导致难于控制的地步，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包括文格尔老师自己，他坚信，“纳粹不可能在德国重现，因为没有民众基础。”尽管真实事件没有发展至如电影般悲剧收场，之后还有对文格尔老师原型Ron Jones的访谈。但是，《浪潮》最后的一个镜头还是留给了文格尔老师，脸部特写，在光影之间，明暗参半，是对自己“独裁”实验利与弊的迷惑，亦对当下社会形态保有质疑的态度，这或许才是曾拍过《希特勒的男孩》导演丹尼斯·甘塞尔的真正立场：“……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