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香水有毒，思想有罪？

1989年，象征冷战登峰造极的“柏林墙”突然坍塌后，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命令手下的秘密警察们销毁GCD执政期间的秘密档案。由于数量太多且没有足够的碎纸机，米尔克下令用手工撕毁。经昼夜奋战，4500多万张A4纸被撕成6亿多个碎片，装在16350个袋子里，准备运到一个采石场焚毁。这时，民众冲入了“斯塔西”总部，阻止了这场销毁证据的疯狂行为，大部分文件被保存下来，留给了未来的国家。

 

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他人的生活》中，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威斯勒奉命每天监视一位剧作家的生活，负责收集他与其友人的反动言论。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收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终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可以说，两个多小时的观影过程是很不爽的，因为自开始到最后柏林墙的倒塌，影片始终笼罩在犹如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那种专制所产生的窒息感之中，但结局是美妙的——因为它充分展示并放大了人类良知的伟大，使压抑了两个多小时的观众在影片最后威斯勒定格的那张笑脸上看到了人性的闪光，然而影片的缺憾也是明显的，在人类经历过的种种人为的灾难中，像威斯勒这样良心发现最终帮助受害者的案例少之又少。电影之所以为艺术，无非就是选取了专制泥潭中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案例，给予需要温暖需要安慰的观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已。

 

影片的背景设定在1984年并非偶然，1984正是乔治·奥威尔预言的四处都有“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时代。在奥威尔的小说中，他描绘了一个极权主义达到顶峰的可怕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思想自由是一种死罪，独立自主的个人被消灭干净，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受到严密的控制，掌握权力的人们以追逐权力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对此顶礼膜拜。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民主德国的居民，就跟《一九八四》里大洋国的居民一样，生活受到无所不在的监视。斯塔西组织企图在对假想敌的监视中，“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般地把触角遍布在社会各个角落，利用他们通过各种威逼利诱找来的线人，监控着600多万东德人的生活，莫须有地找出各种叛国的证据。

 

受传统革命正剧的影响，在看电影时，观众很容易样板戏中的“三突出“原则，在影片中给每个人物作道德判断。就像影片一开始，我们很自然地把威斯勒所代表的政府一方视为敌人，这样的价值判断在影片的不断推进中犹如摇摇欲坠的柏林墙一样坍塌了，我们很难把这个面无表情的审讯专家划归为坏人了，他似乎变成了这部影片中最好的好人。然而问题来了，这个之前被我们视为“坏人”的人是怎样变成“好人”的呢？确切的说，我很想知道一个冷酷无情之人的良知是如何爆发出来的。

 

很遗憾，影片中的威斯勒并没有由“坏人”变成“好人”，因为至始至终他都没有心存邪念，他至始至终都是一个“好人”。影片中的威斯勒是个典型的GCD员，忠于党的事业，用他对老同学，上司古毕兹的话来说，�> 

在德语中，Das Leben der Anderen应该翻译为“他人的生活”，而影片的名字却相当好莱坞化地被翻译成了《窃听风暴》。“他人的生活”这个译名虽然缺少了那么一点噱头味，但也算点题：正如同奥威尔《一九八四》中那句经典的——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一样，影片中也都是关于无孔不入的监视别人的生活以试图达到对所有人的野蛮控制，作为普通个体的居民，根本没有隐私和生活而言，而作为监听者的威斯勒也没有自己的生活，他生活的全部就是对党尽职尽责。

 

影片的最后，柏林墙倒塌，两德最终统一。在一场话剧中，剧作家遇到了原来斯塔西秘密警察的头目古毕兹。古毕兹回答了他的疑问。剧作家最终也找到了威斯勒，他没有下车去当面感谢这位曾救过自己的恩人，而是在两年后自己的新书《一个好人的奏鸣曲》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此书献给HGW XX/7”。

在威斯勒买书时，收银员问：

“您需要包装送人吗？”

威斯勒摇摇头说：

“不，这本书是送给我自己的。”